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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怎样确立自己的文化态度

来源：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作者：陈来日期：2011-10-12 02:42

新世纪十年来国学热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以经典汇编、文明对话、国学普及、国学机构的建立这四个大的事件为标志的历程。透过这些文化现象，我们可以发现蕴涵其中的深层意义和思想原因。

经典汇编：国学研究的基础建设

2002年开始，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四川大学都提出儒藏工程的计划，这项工程后来在几个大学的发展，各有不同的方向，如北大是以中国的儒家经典与文献为主，中国人民大学则以东亚、海外为主，汇编日本、韩国、越南历史上的儒学文献，四川大学则结合自己的宋代古籍整理计划进行。由北大牵头的儒藏编纂工程，引起了社会广泛的注意。此后便有“子藏”“子海”的规划，如山东和上海这类项目的立项，也引起了文化界的关注。经典汇编是国学研究的基础建设。国学经典汇编热，是这一波国学热的一个具有起点意义的文化事件。

“甲申宣言”：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国学的文化自觉

2004年9月由许嘉璐、季羡林、任继愈、杨振宁、王蒙等倡导并发起了“甲申文化宣言”。其中季先生、任先生代表了学术界的一种态度，杨先生和王蒙则代表了更广的中国文化界的知识分子对于中国文化的态度。事实上，这个事件也遭遇到了一些批评。这些批评主要来自于把它和1935年的本位文化宣言抽象地联系起来，更多地是来自于自由主义观点立场的批评。但是这些批评恰恰没有真正了解到宣言发起的意义和立场。这个立场和意义实际上就是，在新的时代，中国文化怎么确立自己的文化态度，从而怎样正面回应从90年代以来关于文明对话的一个基本立场。这与1935年的情况不同，跟自由主义立场上所提出来的问题方向是不相干的。这个宣言的宗旨延续发展到去年的尼山论坛。尼山论坛突出“文明对话”，在我看来，就是希望能够建立在全民的文化共识基础上，表达对于全球化带来的文化同质化的态度，我们对此应该有一个积极的肯定，因为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国学的文化自觉。

“国学普及”：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交叉推动

从国学普及的方向和线索来说，一条是自下而上的发展。就具体形式而言，有的是以诗词诵读为主，有的以儒家经典的普及版为主，如三字经、弟子规，也有一些是以儒家正典为主，如《四书》、《五经》。就国学普及的内容而言，一个方面是知识性的普及，文化知识上的一种补课；另一个方面是道德的教化，特别像国际儒联所推动开展的儒学普及活动、儿童国学启蒙活动、初高中国学教育，注重加强我们德育上的发展。这两个方面共同推动了整个今天国学普及的自下而上的发展。

有关国学普及的另外一个方向，就是从2006开始，主流媒体也参与进行推动。2006年1月，《光明日报》建立了国学版，其宗旨不是写学术文章，而是写给大众看，所以国学版的初衷和整个方向是自上而下的社会文化传播。到了2006年10月，由中央电视台跟于丹女士合作，讲论语与人生，燃起了我们最近5年《百家讲坛》的发展，这个意义也是相当重要的。2009年国学普及又慢慢向青少年发展，在央视2频道《开心辞典》栏目推出了“开心学国学”。可以说，整个这一波的国学热是由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这样两条线索的交叉推动所形成的。

“国学机构”：国学学科的讨论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

其实，2000年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中心已率先转型为国学研究院，但未引起社会的注意。此后国学机构渐渐增多，动静比较大的，首先是2005年中国人民大学设立国学院，其次是2009年清华大学重建国学研究院。老清华国学院是中国现代国学研究的标志和典范，清华国学研究院的重建自然引起了海内外的特别重视。除了国学研究机构推进研究以外，国学院要把学科性质的发展带进学校来，引起了对现有体制的一些冲击，其中最关键的是国学要不要成为一级学科，这个话题的讨论也是2009年以来在《光明日报》的参与下进行的。而国学学科问题的讨论，涵有对西方学科体系的某种质疑，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

孔子塑像立在国家博物馆是积极的

从经典汇编、文明对话、国学普及、国学机构四个大的方向和事件来看，建立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一个新的文化体系，应该说任重而道远，还要走很长的道路来探索。如果就文化事件上来讲，新世纪有三个和孔子有关的文化事件：孔子公祭、孔子电影、孔子塑像。纪念孔子诞辰公祭大典2005年9月在曲阜孔庙举行，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首次公祭，在海外影响很大。孔子电影的出现，从对电影的积极反应来看，某种意义上代表了中国社会文化对于孔子的共识。如果把它放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立场上，我觉得这个问题在20年前从方向上已经解决了。江泽民同志在1989年秋天作了关于孔子的讲话：第一句话，他说中国古代有孔子这样一个思想家，我们应引以为自豪；第二句话，孔子思想是很好的文化遗产；第三句话是，应当吸取精华、去其糟粕、继承发扬。这就从方向上明确了我们在现代中国文化发展过程中怎么对待孔子。孔子在几千年中国历史发展中已经成为中国文化的代表，因此我们对于孔子的态度要非常慎重。但遗憾的是，今年孔子塑像一立一撤，引起大众关注。对这一文化事件发表意见的人很多，从媒体误导、愤青心态到“文革”遗风，都参与了对这一事件的议论。我始终认为孔子塑像立在国家博物馆是积极的，而且从一开始我就肯定，在政治上可以说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深入发展到新阶段的一个标志。就其结果而言，则不能不说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一个遗憾。但从整体上看，整个社会的发展带来的人民对民族文化的信心不会减弱，人们对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的信心不会动摇，文化界和广大人民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肯定与守护是不会改变的。因此，我对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前景是乐观的。

(转自《社会科学报》2011.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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